从九江出来，我们沿着长江往东走。看小说就到WwW.BiQuGe77.NEt走了两天，到了湖口。湖口是鄱阳湖入江的地方，水势浩大，站在岸边看，分不清哪里是江水，哪里是湖水，只觉得一片茫茫荡荡，往天边铺过去。
“老头儿，”泥鳅站在岸边，手搭在额头上往远处看，“对面是什么？”
“湖口县。”
“湖口县过去呢？”
“彭泽。”
“陶渊明那个彭泽？”
“对。”
“那我们去吗？”
“你想去？”
泥鳅想了想。“不去也行。他在那儿当了几天的官就走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要看就看他在的地方。他种地的地方，他喝酒的地方，他看菊花的地方。当官的地方，不去也罢。”
阿瑶笑了。“你倒是懂他。”
“我跟老头儿学的，”泥鳅说，“老头儿说，看一个人，不要看他风光的时候，要看他一个人的时候。陶渊明一个人的时候，在种地，在喝酒，在看山。那才是他。”
我看着泥鳅。八岁。但他说的话，有些人活八十年也说不出来。
“走吧，”我说，“前面有个地方，叫石钟山。去看看。”
“石钟山？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“有石头，有钟声。还有一个老头儿。”
“什么老头儿？”
“一个撑船的老头儿。”
石钟山在湖口县城旁边，不大，但很陡，临着江的一面全是悬崖。悬崖下面有个洞，水拍进去，发出“咚咚”的声音，像敲钟一样。所以叫石钟山。
我们到的时候是下午，太阳西斜，照在江面上，金光闪闪的。山脚下有个小码头，停着几条渔船。一个老头儿坐在码头上补网，头发全白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，手指粗得像萝卜，但很灵活，梭子上下翻飞，网眼一个一个地补。
“老人家，”我走过去，“能借个地方歇歇脚吗？”
老头儿抬头看了我一眼。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下，又看了看阿瑶和泥鳅，点了点头。“坐吧。船上有水，自己倒。”
我们在码头上坐下。泥鳅蹲在老头儿旁边，看他补网。
“爷爷，你在补什么？”
“渔网。”
“补了干嘛？”
“明天打鱼。”
“打到的鱼卖吗？”
“卖。不卖吃什么。”
“多少钱一条？”
“看大小。小的几文，大的几十文。”
“有比我还大的吗？”
老头儿笑了。“有。江里有大鱼，比你还大。但大鱼不好抓，网不住，要用钩。”
“你抓过大鱼吗？”
“抓过。年轻的时候抓过一条，这么长——”他张开双臂比了比，“拖上岸的时候，半个村子的人都来看。”
“那后来呢？”
“后来卖了。卖了二两银子。”
“二两银子是多少？”
“够买几百斤米。”
泥鳅的眼睛瞪得溜圆。“那你怎么不接着抓？抓一条就够吃一年了。”
老头儿摇了摇头。“大鱼不是天天有的。抓鱼这事儿，跟过日子一样。不能指着运气过。今天有大鱼，明天没有，你就不吃饭了？得指着小鱼过。天天有，天天有，才能过日子。”
泥鳅想了想。“那陶渊明种地也是这样。年年种，年年收。收成好不好另说，但得年年种。”
老头儿的手停了一下。“你认得陶渊明？”
“不认识。但老头儿认得。”泥鳅指了指我。
老头儿看了我一眼。“你认得陶渊明？”
“认得。一千多年前的事了。”
老头儿没有吃惊，没有笑话。他只是点了点头，继续补网。
“一千多年，”他说，“那你也认得苏东坡？”
“认得。”
“苏东坡也来过这里。”
“我知道。他写过《石钟山记》。”
“对，”老头儿放下梭子，看着江面，“他跟他儿子来考察石钟山为什么叫石钟山。划船在江里转了好几天，敲石头，听声音，写了一大篇文章。他走的时候，跟我太爷爷的太爷爷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他说：‘老人家，你这辈子住在石钟山下，知不知道这山为什么叫石钟山？’”
“我太爷爷的太爷爷说：‘不知道。我打了一辈子鱼，只知道什么时候涨水，什么时候退水，什么时候鱼多，什么时候鱼少。山叫什么名字，不耽误我打鱼。’”
“苏东坡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说：‘你说得对。名字是给人叫的，山就是山。叫什么，它都在那儿。’”
“然后他走了。走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石钟山，说了一句诗。”
“什么诗？”
“他说的不是自己写的诗。他说的是李白的。”
泥鳅立刻坐直了。“李白哪句？”
老头儿想了想，慢慢念出来：“‘问余何事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窅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’”
泥鳅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。“这诗什么意思？”
“李白的意思是，有人问他为什么住在山里，他笑而不答。桃花落在流水上，悄悄地流走了。这山里别有天地，跟人间不一样。”
“那他为什么不答？”
“因为不用答。住在山里，就是住在山里。不需要理由。”
泥鳅点了点头。“就像老头儿走路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走路，他也不答。走路就是走路。不需要理由。”
老头儿看着泥鳅，看了好一会儿。“这孩子，像你。”
“不像，”我说，“他比我强。”
老头儿笑了笑，没说话。他低下头，继续补网。梭子在手指间翻飞，网眼一个一个地补好。夕阳照在他身上，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落在江面上，随着波浪一晃一晃的。
“老人家，”我说，“你在这江上打了一辈子鱼？”
“打了一辈子。从小就跟我爹上船。我爹的爹也是打鱼的。往上数，不知道多少代了。”
“有没有想过不打了？”
“不打了干嘛？”他抬头看了看天，“不打鱼，我就不会别的了。就会打鱼。打了六十多年了，手一摸网就知道哪个眼儿破了，一踩船就知道今天风大不大，一看水就知道鱼在哪儿。这些本事，不打鱼就没用了。”
“那你不觉得累吗？”
“累。怎么不累。年轻的时候不觉得，现在老了，腰疼、腿疼、胳膊疼。但累也得打。不打鱼，吃什么？喝水活着？”
他笑了笑，露出一口黄牙。“再说了，打鱼也不全是累。你看这江——”他指了指远处的江面，“好看不好看？”
江面上金光闪闪的，几条渔船正在收网，船头的渔夫唱着号子，声音在江面上飘。
“好看。”泥鳅说。
“对，好看。我看了六十多年了，还是觉得好看。春天好看，夏天好看，秋天好看，冬天也好看。下雨好看，天晴好看，起风好看，下雪也好看。你觉得好看，就不觉得累了。”
他放下梭子，伸了个懒腰。“人活着，不就是图个好看吗？好看的山，好看的水，好看的人。有了这些，累点就累点。”
泥鳅站起来，走到江边，捧了一捧水，喝了一口。“甜的。”
“江水是甜的？”老头儿笑了。
“甜的，”泥鳅坚持说，“你尝尝。”
老头儿摇了摇头，但还是站起来，走到江边，捧了一捧水，喝了一口。他咂了咂嘴，愣了一下，又喝了一口。
“还真是甜的，”他说，“打了六十多年鱼，头一回喝到甜的。”
他看着泥鳅，目光变得柔和了。“孩子，你叫什么？”
“泥鳅。”
“泥鳅，”老头儿念了一遍，“泥鳅好。泥鳅活在泥里，但干干净净的。”
泥鳅笑了。“陶渊明也种地，也活在泥里，也干干净净的。”
“对，”老头儿点点头，“陶渊明是种地的，我是打鱼的。种地的写诗，打鱼的不写诗。但我们都活在泥里，水里，风里，雨里。都干干净净的。”
他从船上拿了一条鱼，用草绳穿了，递给泥鳅。“拿着。路上吃。”
泥鳅接过鱼，看了看。“多大？”
“不大。一斤多。”
“值多少钱？”
“不值钱。送你的。”
“那你不是亏了？”
“不亏，”老头儿说，“你让我喝到了甜的江水，值了。”
泥鳅捧着鱼，站了一会儿，然后从包袱里掏出一样东西——王老板给的那块肉，还有一小块，他一直没舍得吃。他把肉递给老头儿。“这个给你。东坡肉。王妈妈做的，跟苏东坡做的一样。”
老头儿接过肉，看了看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。“东坡肉……我小时候听过。没吃过。”
“那你尝尝。”
老头儿咬了一口，嚼了嚼，眼睛眯起来了。“好吃。真好吃。炖得烂，入味，不腻。苏东坡真有两下子。”
“他就是在黄州发明的，”泥鳅说，“那时候他穷，买不起好肉，就买便宜的猪肉，慢慢炖，炖出这个味道来。”
“穷人也得吃饭，”老头儿说，“穷人也得吃好的。苏东坡懂这个。”
他把剩下的肉包好，放在怀里。“留着明天吃。今天吃了鱼，肉留着。”
他看了看天色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天边还剩一抹红。“天黑了，你们住哪儿？”
“还没找地方。”
“住我船上吧。船不大，但挤一挤能睡三个人。比外面强。”
“谢谢老人家。”
“谢什么，”他收起渔网，往船上走，“你们陪我说话，我给你们地方睡。谁也不欠谁的。”
那天晚上，我们睡在老头儿的船上。船不大，船舱里只能躺三个人，挤得严严实实的。泥鳅躺在中间，我躺在他左边，阿瑶躺在他右边。泥鳅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会儿踢我一脚，一会儿蹬阿瑶一下。
“别动了，”阿瑶小声说，“睡觉。”
“睡不着。”